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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足迹】中共三大:浪涌羊城 国共携手
更新时间:2017-12-15

中共三大:浪涌羊城 国共携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举行。这次会议,开启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河,掀起了大革命的波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舞台。

 

    广州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也曾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共于1923年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促成国共第一次握手,国民党在军事上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并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出现了大革命的高潮。

 

全国420名党员选出近40位代表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严酷的政治、经济形势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当时,对于国共合作,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因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共三大的主题。

 

    中共三大举行的地点选在广州,是从当时政治形势出发决定的。1922年5月,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曾提出“中央局从上海迁往广州”,并进一步指出,中共中央组织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州”,“最重要的理由”是,“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在广州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

 

    1923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4个区,共推荐代表30多人。此外,从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这些代表有的是经过推举,有的是由中央和各区委指派的,大都是各地区区委书记和工会运动的负责人,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

    不久,近40位代表接到了署名“钟英”的出席函。“钟英”即“中央”的谐音,意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北方区代表罗章龙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一次开会都有人指引,带我们去会场。

 

   中共的前两次代表大会都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秘密召开的,如今,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们来到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州,公开举行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会议,这预示着国共两党合作“蜜月期”的到来。

 

    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开始举行。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总结了中共二大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教训,着重说明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

 

1923年6月中旬,中共三大在广州市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举行。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在广州春园召开。

 

    会议上,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中,一种意见是以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为代表,旨在推动全党加入到国民党。陈独秀和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应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他们强调国民革命是党在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这符合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们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使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另一种意见是以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为代表,他们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做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是对的,但是由于脱离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任务,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孤立。争论双方的认识都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等人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国民革命的中心任务。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大会在讨论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联系到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说,“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秘书”,这标志着毛泽东首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根据中共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陈独秀的头衔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和指示,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中央局秘书”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职务,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

 

中共走上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

 

    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章全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依据党的自身状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代表在中共二大党章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修改党章。中共三大把修改党章的重点放在了严格入党手续和发挥地方委员会的作用等方面。比如:新党员入党由原来的“须有党员一人介绍”改为“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其中还特别强调介绍人必须具有半年以上的党龄。此外,党章首次规定了新党员有候补期的制度,根据党员的身份,候补期的时间长短不一——劳动者的候补期为3个月,非劳动者的候补期为6个月,但这个规定“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中共三大党章新增规定的核心要义是严格党员的入党手续。直接原因就是在国共合作的方针下,党的肌体容易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党员容易被国民党所同化。这就需要共产党员有更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排除其他思想的干扰。更深层次上,中国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很少,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下,党要尽快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必须广泛吸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剥削阶级思想带进党内。为此,党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对党员的要求,严格入党手续,审查和防止投机分子及不合格者的入党,这样便保证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党组织的纯洁和坚固。

 

    中共三大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共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2月24日 总第3032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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