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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者:社会记忆的积极构建者
来源:中国档案报  更新时间:2018/12/30


 

    记忆总是伴随着遗忘而存在,对记忆的理解离不开对其对立面“遗忘”的理解。每一个记忆的行为都涉及“遗忘”的要素,社会对于遗忘的需要并不亚于其对记忆的需要,不管是刻意的遗忘(可能源于遗忘某段充满痛苦的经历,也可能源于统治阶层加强统治的需要),还是无意的遗忘(可能源于对某类记忆的不重视,也可能源于记忆载体的缺失)。对此,德国著名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总结了社会遗忘的7种形式:材料的、生物的和技术的自动忘却;为保存而遗忘;选择性遗忘——聚焦与记忆框架的意义;破坏性与镇压性的遗忘;保护加害者的防守性和共谋性遗忘;建设性遗忘;治疗性遗忘。其中,前3种属于人类自然的心理意识,具有一定的中立色彩;第四、第五种是负面消极的控制行为;第六、第七种则是正面积极的努力。

 

    阿莱达·阿斯曼将档案作为一种“为保存而遗忘”的手段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如果我们承认档案是作为记忆的载体而存在,那么选择将文件保存在档案馆本身就是一个对特定记忆进行选择,以及对另外一些记忆进行销毁的过程。当然,档案在社会“遗忘”上的作用显然不仅仅体现为“为保存而遗忘”,在压制性遗忘或清除性遗忘时,也需要对既有的档案等记忆载体进行破坏或销毁。换言之,体现主观性的保存记忆或是遗忘记忆行为,都无可避免地要指向对档案的保存或销毁,这也使档案超越其体现管理与业务上的客观性与中立性,而更加具有社会和文化上的主观性和情感性。

 

    尽管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计算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关系,但是档案工作者作为“文件生成者和文件存储机构之间、档案和用户之间、过去概念和现存文献之间的中介者”,当他们在选择和鉴定把哪些文件放入档案机构时,便已参与到社会是“记忆”还是“遗忘”的构建中。事实上,文件的生成、保管和利用都是社会权力的表达,它甚至发生在归档之前,因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什么文件应该归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表达。美国学者古尔德·科尔曼在对档案资源的文化代表性进行研究后,称“档案领域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其政治性所带来的偏见,而这种偏见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政府文件,而忽略了其他文化层面的大量汇集”。这种带有政治导向的资源偏向使档案资源在整体上呈现或隐或显的“档案空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档案工作者会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决定社会的哪些方面或哪些群体将会被未来所记忆,其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都会对社会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当然这些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本身会受到各种要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及其个人经验的积累等等。

 

    社会记忆观赋予了档案工作者在决定社会是“记忆”还是“遗忘”中的重要角色。20世纪中期以后,有学者逐渐开始意识到档案资源在“记忆”与“遗忘”背后所深藏的权力要素,既有档案资源体系对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还有记忆的忽视和排斥,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不断反思和追问。“我们真的应该花费那么多的努力来保管大量的官方档案,而不是保管体现人类生活的文件,体现艺术、音乐和情感的档案,体现人类为正义和人权而斗争的档案,甚至是体现这个星球本身的档案?”这一反思性的提问在档案领域里面非常特殊,具有重要意义,代表着档案工作者首次从内部开始反思其职能转型的必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档案工作者应实现由“被动的文件保管者”到“积极的记忆构建者”的角色转变。加拿大著名学者特里·库克主张,每一份文件都是由其生成者形成的,然后由档案工作者呈现或是表达的,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有义务保护、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唯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因此,档案工作者要牢记自身的历史责任,增强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主体意识”。

 

    上述这种角色转变实际上对传统档案工作者作为“客观”“中立”“无偏见”保管者的角色提出了挑战。事实上,早在1970年,美国学者霍华德·兹恩便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首次对档案工作者的“中立性”进行了批判,称“所谓的中立,就是一个虚假概念,是档案事业固有的政治本质的一种危险的消极回避。因为档案的中立性允许档案工作者以一个低成本为代价来维持现状,来反映和加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差异”,并强调“档案工作者应该建设体现普通群众的生活、希望和需求的记录体系”。这个关于档案保存以及历史选择的权利不对称关系的观点打开了批判档案实践固有的政治本质的大门,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40多年过去后,这个理念在21世纪指出重新被“档案记忆观”所激活和强化。

 

    伴随着后现代和后殖民理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些弱势的或是边缘性的群体不会生成文件,即使生成了文件,也不会保存在档案馆中”,因为“权力群体在档案上享有特权,只有他们的声音被更多地记录下来,以此频繁地被历史所重申”。在上述背景下,社会记忆理论将档案工作者从业务导向的、附着于权力群体的管理者角色中脱离出来,而放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甚至是政治背景中进行阐释,有学者称这种关于档案和权力、记忆、认同等问题的讨论,在本质上体现为对“档案公民权”的追寻。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档案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支持接收和保管反映社会某一个层面的大量文件,他们应该从保护全面的社会记忆的角度来参与到文件的生成和塑造过程中”。这其实是将档案工作者定位为社会记忆的积极构建者的要求,将“保存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记忆”作为其历史使命与社会职责,而不是仅仅服从于社会和政治权力对于记忆的塑造,他们应该考虑“如何决定什么样的文件将成为档案,并尽可能地减少个人偏见,确保其保存的文献记录了社会的所有方面”。档案工作者应该树立一种社会化的职业意识,运用他们的权力——决定什么文件应该为后代保存下来,并且向研究者说明这些文献,来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对此,特里·库克更进一步强调了档案工作者在鉴定中所应注意的问题,“档案工作者应该明白他们将哪些群体和哪些事情从档案记忆中排除,以及为什么要排除,然后,他们应该建立关于鉴定的策略、方法和标准来纠正这种情况……在鉴定文件时(包括保管期限和文件处置),档案工作者应该尽量避免文化偏见和预设,即应该像对待那些在官方机构文件中所体现的权力声音一样,兼顾到那些边缘化的,甚至是那些‘沉默’的声音”。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一种以“文件社区”为特征的社区档案运动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蓬勃兴起,这些文化性社区既是一个文件生成的实体,也是一个社区生成文件的记忆框架,其兴起和发展的根源在于“当边缘群体不能让其声音被主流档案馆所听到,他们有时候便会形成自己的保存机构”。已出现和仍在不断出现的社区性档案工作实践表明,除了主流档案所保存的记忆之外,以社区为单位的边缘记忆也开始不断得到强调和重视,而在这其中,一些档案学者开始呼吁档案工作者“积极参与到这种社区性档案资源建设中”,并将其作为一项核心职责。尽管该观点至今仍被较多人质疑,但是“多元化的保存档案,维护社会记忆的多样性”这一观点在推动档案工作者的职能转型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与此同时,个人和家庭等私人建档实践正在不断发展,“我们在以一种非正式的以及无意识的方式来管理个人档案,这些珍贵的记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百宝箱。”这预示着,档案的价值是文化性的和人文主义的,而不是官僚主义的,因为“私人文件也许从来都不会作为业务活动的证据,但是这类档案资源提供了社会记忆所需要的宝贵信息”。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并认可:档案,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够帮助当下和未来的人认识、回忆、重构“过去”,都能够作为民主、文化、社区和个人认同的基础,这也必将使档案工作者朝着维护“重视公民档案权”和“确立关于档案和记忆的公共利益”的档案公共服务进行转型。

 

    总之,若不承认档案工作者在以文献证据为基础的记忆构建中的中介和干预作用,对于公正、客观以及历史真相的证据诉求,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现如今,档案工作者正在从文献的被动保管者转变成社会记忆的积极构建者。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2月11日 总第3154期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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